小老百姓「感受不爽」

聯合晚報社論
小老百姓「感受不爽」

很多問題，往往是「感受問題」。

比方說，經濟不好，大家一樣過苦日子，那就沒話說，因為大家的感受都一樣。抗戰時期，大後方重慶流行一句話，「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就很明顯是「感受」出了問題，明明戰事吃緊的年代，若偏偏有人能夠「緊吃」，那不是特權，是什麼？

台灣當前處境，當然跟抗戰兩碼事，不過，「感受」這檔子事，你放心，哪兒不公，哪兒有「相對剝奪感」，人們就會敏銳「感受」到，這是不公平的社會！

財政部想祭出個人最低稅負這步棋，用心不差，可是，方案出爐後，行家注意到，個人「海外所得」部分應該課稅這議題，卻悄悄蒸發了。為什麼？因為很難課得到，而且大有可能把一推富人給逼走，所以暫緩再議。

我們理解財政部的「知難而退」。就跟遺產稅問題一樣，你想課，也不一定課得到。所以，乾脆廢了吧，說不定有錢人還會「良心發現」，把錢留在台灣。

這就是很明顯的「感受問題」。富人總有辦法節稅、避稅，而受薪階級呢，總是一路挨打，一路被拔毛。政府可以大辣辣的對人民說：沒辦法嘍，若逼得太緊，富人會跑路走人的。於是，沒錢走人，沒法避稅的一般老百姓，只好自認倒楣，你說他們心情會好嗎？

陳水扁總統為兒子陳致中辦的婚宴，同樣引發感受問題。貴為第一家庭成員，當然可以選擇自己要的方式，完成終身大事。但當媒體把焦點放到戒指、珠寶、禮服、禮金、宴客名單上時，這場婚禮就是「一種訊息」，訊息是會被解讀的。若在國泰民安、諸事皆順的年代，皇家婚禮或第一家庭喜宴，絕對有「與民同樂」的效果。然而，若在景氣不佳，失業率高，自殺新聞不斷見報的年代裡，它又會傳遞怎樣的訊息呢？是不知民間疾苦，是上流社會的一次「忠誠大閱兵」？無論如何，這是「感受問題」。

南台灣一場豪雨，四處淹水，農牧養殖業受害連連，可以預見，災後日子必不好過。對許多小老百姓，這是一天又一天的煎熬，必須精打細算，看緊荷包，才能過日子。但對政府來說呢，財政左支右絀，想方設法要從百姓口袋裡「榨出錢來」，但錢往哪裡去？文武百官在黑頭轎車鑽進鑽出之際，不知有沒有想到他們的衣食父母「小老百姓」的「感受」啊！

【2005/06/14 聯合晚報】

第一家庭其實並非「什麼都不缺」

聯合報社論
第一家庭其實並非「什麼都不缺」

總統公子陳致中大婚，副總統呂秀蓮為不知送什麼禮傷腦筋，她說：「第一家庭什麼都不缺……。」

在任何國家，總統公子的婚禮，絕不只是一家的「私事」。它必定會反映第一家庭的人文境界，也必定會呈現第一家庭操作自我形象的能力。可惜，就這兩點而論，第一家庭這一次的表現，似皆頗有改善的空間。作為總統，未能藉此婚禮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作為父親，又使得兒輩被貼上了令人議論的標籤。

藉呂秀蓮副總統的話，「第一家庭什麼都不缺。」這次婚禮安排迄今給人的印象，正是一種「什麼都不缺」的印象；但正因如此，卻又令人覺得似乎真的「缺了一些」什麼。如果這場婚禮不是像現在這樣的在在展現第一家庭「什麼都不缺」，而是真能為第一家庭補充其所「缺少」的元素，則這場婚禮的意境也許就會大不相同了。

比如說：如果是採取公證結婚，如果一開始就宣示謝絕禮金禮物，如果一開始就承諾撙節婚禮的開支用以認養貧童，如果以物質層面的素樸的主調來放大精神層面的表達空間……，那必會得到相當不同的社會回響及國際評價。

只要打開電視機，就知道這場婚禮是在怎樣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的：政治混濁，社會經濟低迷，總統的形象頗滋議論……。從目前顯現的手法看來，第一家庭似乎確有意將這場婚禮當作「沖喜」；但如此的操作手法，卻反而使這場婚禮在目前的政治及社會經濟背景中，呈現出相當突兀的對比。於是，種種議論不脛自走。

這是一個「相對剝奪感」相當強烈的社會。由於台灣近年的發展倒退，許多年輕的一代不願承當成家及養育子女的重擔，使得結婚率和生育率節節下降。相對而言，陳府姊弟二人皆屬早婚，且陳幸妤已育有二男，這在政策上固有正面的示範效果，但無可諱言亦與「第一家庭」的幸運有關。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如果這次婚禮顯示的，只是鑽石、名表、華貴禮服、萬朵玫瑰等金堆玉砌的高度價格化及物質化的表現，將會使一般年輕人對婚姻的憧憬與社會的平等產生何種看法？社會大眾必將從第一家庭對這場婚禮的安排中，看到第一家庭對當今台灣社會的認知圖像。

有些細節的操作，似可再細心一些。比如，空軍一號被指為「下聘專機」；第一家庭的回應是，所有乘客皆按規定，付了等同於民航機經濟艙的票錢。但這種作法恐只是符合「規定」而已，卻似與民眾的道德期待仍有距離。如果，第一家庭能以較高的規格，支付「包機」的成本，而不只是付幾張經濟艙的票錢，民眾也許較能感受第一家庭的自我要求。何況，當日有幾名賓客亦隨專機往返，更是可免應免的安排。

再如，是否收禮如今亦成了市井議題。一開始，總統公開表示，收紅包是台灣禮俗；可是，如今又變成禮金將轉捐公益用途，而禮品則會謝退。這一轉折，使得社會對收禮者的成見已經形成，又增添了送禮者的莫大困擾，實非明智的操作。其實，與其收了禮，轉捐公益，不如宣示不收禮並以撙節費用捐為公益；兩者的社會評價必亦大不相同。

呂副總統說：「第一家庭什麼都不缺。」這應當只是一個比喻的說法而已。其實，任何人，不論如何榮華富貴，都不至於「什麼都不缺」；對於第一家庭而言，在物質層面應已無缺無虞，相對而言，在精神層面的追求就有較大的空間。比如，空軍一號的使用方法，可以顯示第一家庭對社會觀感的回應，而收禮與否亦可換得社會對第一家庭的不同印象。既為第一家庭，這場婚禮當然會有更大的社會榮寵，自然也不能避免更細密的社會感受。

第一家庭其實不是什麼都不缺，現在的問題是：社會大眾認為他們缺什麼，以及第一家庭自己認為自己缺什麼？

對於陳致中、黃睿靚這對新人，我們寄以真誠的祝福，並願他們在各界的祝福與議論中，體驗人生的境界，得到真正的成長與幸福！

【2005/06/14 聯合報】

流浪教師的根源

2005.06.13　 中時晚報

流浪教師的根源

張芳全

流浪教師議題不斷，有人認為政策過於草率所致、有人認為是少子化帶來，其實，這都不是流浪老師問題根源。

其實，流浪教師多寡受社會價值觀影響，這才是最關鍵的因素。社會對老師角色、薪資福利、工作條件、工作環境過度期待與誤解，同時師院生家長對目前教師培育過程、甄選、教師工作與環境誤解，所以才讓流浪老師一直增加。

怎麼說呢？過去老師一直為社會所尊崇、天地君親師，地位較其他行業高、有較多經濟與非經濟福利。老師在鄉里間又是受尊重，更重要的是有寒暑假，這令人歆羨，當然人人搶著要。

但培育多元化後，修教育學程學生人數已大量增加，但仍有部分家長不願子弟如他們一樣「看天吃飯」、「看老闆臉色工作」，期待鐵飯碗，所以慫恿子弟念師範校院。家長對目前教師培育、甄選與環境競爭並不一定深入理解，甚至抱持老師是「錢多、事少、有寒暑假、帶學生簡單、又可在家向學生補習賺外快」刻版印象，因此拚命擠入。

此外，師範校院學習內容過於窄化、制式化、未能跨其他學習領域，即使在大三、四時發現就業問題重重，但還是不願割捨家長要子弟當老師執迷不悟觀念，最後這些學生只能坐以待斃。這頗令人憂心，因為師範校院沒有「非教育類科師資」、經費、環境、設備、實驗器材供學生第二專長學習，學生必定是「一畢業就失業」、「一畢業就被社會淘汰」、「一畢業就成為找尋其他工作者」，更可能「一畢業就成為社會米蟲」，這種人力培育浪費在師範校院生嚴重，也正是流浪老師根源。

鼓勵生育應有全盤規畫

2005.06.14　 工商時報

鼓勵生育應有全盤規畫

工商社論

正當少子化造成師資需求減少逼迫流浪教師走上街頭之際，內政部研議中的「人口政策白皮書」，建議政府採取包括減稅在內多項措施來鼓勵生育，以免生育率銳減促成老人社會提早來臨，嚴重衝擊台灣社會。我們認為，我國生育率過低是事實，對社會、國家的威脅也正在擴大中，政府有意採取減稅措施予以鼓勵，用心值得肯定；然而，國人不婚、婚後不生的肇因相當複雜，金錢因素只是其中之一，減稅鼓勵生育，效果可能有限，政府最好全盤規畫、謀定後動。

根據媒體報導，研議中的鼓勵生育措施包括：協助不孕夫婦生育、提高人工生殖技術；落實兩性工作平等法有關陪產假、育嬰留職停薪等規定；未成年子女免稅額比照七十歲以上直系尊親屬辦理；子女托兒所、幼稚園，乃至研究所教育費用納入教育學費扣除額辦理等。坦然言之，雖然規畫中的獎勵措施很多，但主要籌碼無非就是金錢津貼；因為債台高築，急著推動賦稅改革的財政部及經建會，也就對金錢鼓勵生育構想，採取了保留態度。

對於近年來頗受國人關切的老人社會提早來臨問題，我們認為不婚及婚後不生或少生，應是主要癥結。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人一輩子不婚的比率已接近二五％；另外，二十五至二十九歲婦女族群未婚比率高達五成，三十歲以上適婚女性高達三分之一尚未完婚。有偶率不高，當然造成生育機會降低。但即使結了婚，也不表示就會生小孩。除了不孕症的原因外，生育意願降低更是主因。依據主計處調查，不願生育子女的比率已經由上次調查的百分之一點二，上升到二點四五。生育意願持續下降，業已使我國人口淨繁殖率由民國五十年的三人，快速下滑至去年的○．五人。目前全世界平均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二．八人，台灣總生育率從民國五十年的五．五九人，降為去年的一．一八人，是全球第二的過低生育率國家，僅略高於香港的○．九人。

不熱中結婚，結婚後不想生兒育女，自然催生了老人社會提早來臨。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每一百個工作人口扶養十三個老人，但五十年後，每百人扶養的老人增加為六十四人，成長率高達五倍。平均每一點五個年輕人必須養一個老人的老人化社會，其負擔的沉重可想而知。聰明的現代家長，當然不願意子女在未來承擔如此重責大任。惡性循環之下，結婚率、生育率每況愈下，老人社會的腳步就更逼近。

解決上述困境，提高結婚率及生育率自然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然而，談情說愛容易，結婚代價可是很高。「婚姻是愛情墳墓」的陳腔濫調固然可以置之不理，但經營一個家庭的現實成本卻不能不管。被批評為「懲罰婚姻」的夫妻合併申報所得稅標準扣除額，財政部雖然讓步同意由六萬七提高至八萬八千元，但奉養公婆、料理紅白雜事及柴米油鹽，卻足以讓新人類聞結婚而退避三舍，更別提生兒育女。即使政府可以在拮据的財政中挪出每月三千元養育津貼，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也可以再放寬，但相較於栽培子女至大學動輒上百萬預算，這些千把塊的政府津貼誘因實在不大。

何況，金錢之外，生兒育女必須考慮的事項尚包括：如何在維持原有工作條件下照顧嬰兒？目前台灣公立托嬰托兒設施奇缺，民間保母動輒兩、三萬，豈是一般薪水階級所能負荷？即使獲得政府津貼可以減輕財務負擔，但看看這個社會，稍微下大雨就鬧水災、土石流；平常吃喝飲食要提防遭黑心廠商餵食剩菜餿水；有幾個臭錢就要擔心手機詐財、綁票勒贖；孩子肯用功讀書，教育部卻拿他們當實驗白老鼠；好不容易學業告一段落，為了求職就業卻要走上街頭。「生兒容易養兒難」，生性稍微緊張，或者有責任感的人，在現代社會豈有勇氣生兒育女？

預防老人化社會提早來臨，鼓勵生育沒有錯。但在金錢獎勵之外，編織社會福利網，強化生活起居安全，乃至提供生命願景，一樣也都疏忽不得。

光減一點稅就能讓台灣人多生小孩？

2005.06.14　 中國時報

光減一點稅就能讓台灣人多生小孩？

中時社論

如果生第三個小孩可以減稅，不結婚生小孩也可以減稅，你會想生嗎？台灣生育率持續下降，是個事實，也許不妨換一個方式來問同樣的問題：為什麼有愈來愈多人不生小孩呢？

為了解決台灣生育率下降的問題，不少專家提出了一些建議，考量方向都集中於如何鼓勵大家生小孩，也就是「量的增加」這個部分，最重要政策工具是相關稅負的減免，包括提高未成年子女的免稅額、擴大教育費扣除額適用範圍等；減稅人人都愛，但是要以多生小孩來取得更多減稅的可能，似乎大家並不想領這個情，很簡單，一個家庭多生一個孩子所要面對的絕不只是經濟的挑戰，還有更複雜也更長遠的教養和育成過程，更何況政府能夠減免的稅負有限得很，當然很難形成足夠的誘因。

減稅的提議是不是真能走得出行政院的大門也還不無疑慮，財經單位如經建會與財政部就不一定贊成。一來，國家財政已是千瘡百孔，政府需錢孔急，現階段，任何稅負減免都得要慎重，畢竟減稅容易加稅難呀；再者，人們生小孩的意願降低，除了有個人考量外，整個大環境的變遷使得許多人失去了生養小孩的勇氣、甚至條件，這不是給他減免多少稅就可以解決得了的問題。

一九五三年前後，台灣在備戰思惟下鼓勵多多生育，因此人口數暴增，十年後，政府發現如果人口再這樣成長下去將會有很大的後遺症，因此於一九六四年全面推行家庭計畫－「一個不嫌少，兩個恰恰好」的口號喊了三十年，人口自然增加率明顯下降，台灣還曾兩度被「美國人口危機委員會」評鑑為開發中國家或地區中，控制生育率成果的第一名。

不過，進入一九九○年代，情勢卻快速改變了。不婚率與無子率雙雙提高，使得台灣人口替換水準已低於一以下，也就是說未來死亡人數將會比出生人數還多，估計十年後，台灣人口就會呈現負成長。雖然無子女浪潮是個全球化的趨勢，在已開發國家中更是明顯，但台灣的問題特別嚴重，以二○○三年為例，當年度全球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平均每位婦女一生所生嬰兒數）為二．八人，而台灣僅一．二人；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ＯＥＣＤ）的報告指出，台灣女性的生育率已降到世界倒數第三位。

正因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使得政府全力搶攻生育率，特別是希望鼓勵社會中各種資源條件比較好的人願意多生小孩，以期讓台灣未來的人口結構呈現向上流動的可能。不過，無論是從個人或者是從整體來考量，台灣是不是適合鼓勵多生育，其實還有討論的空間。

一來，台灣地窄人稠，儘管出生率下降，但是人口密度之高，居全球前十名之列；在要求國民多多生育之前，政府是不是計算過台灣可以永續生存、可以維持一定生活品質的人口承載量到底是多少？有學者估計是一千五百萬、至多二千萬人，這個數字或可再仔細分析。不過，政府相關單位不能從人口成長率的變化就做出台灣人應該多生小孩這樣的結論。

其次，政府相關單位應該更細膩地體察到國民不願多生小孩的諸多理由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很多人生了也不知要怎麼樣養育。試想，一個雙薪家庭生一個小孩就很難照顧，更何況是生兩個、三個？沒有完善而收費低廉的托育、安親機構，公立幼稚園與托兒所不足，在孩子小時，多少父母要奔波於工作與照護幼兒之間，投下可觀花費並且筋疲力盡？婦女團體點出「做好托育比鼓勵生育更重要」誠然是問題的核心；更何況隨著孩子慢慢長大，他要面對的是更嚴峻的升學競爭與逐漸惡化的生活環境，一思及此，還有多少人敢一生再生？

人口問題不只於量的變化，質的變化更是關鍵，政府的人口政策不能只停留在用租稅手段來鼓勵大家多生這樣的層次上，生了之後的養育與照護是必須從長計議的；俗話說：「每個新生兒都捎來人們對未來仍然存著樂觀期待的訊息」，可見要對未來存有盼望才會願意生小孩，因此，惟有給人民一個安全與安心、充滿希望與快樂的環境，才會有更多人敢放心生養小孩。

草根媒體－部落格傳奇

草根媒體－部落格傳奇－－IT書訊

網際網路讓媒體集團無法再壟斷新聞，新興的草根新聞記者即時把新聞播送給全球閱聽大眾已經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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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立國之初，明言不立國教，這點相當重要。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有很多面向，其中包括抗議權利和宗教自由，但是，言論自由是自由社會最為根本的基石。

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的名言是：如果要在報紙和政府之間做選擇，他寧願選報紙。他貴為總統，被當時的輿論攻擊，依然堅信新聞業對社會的重要性，因為他厭惡一片歌功頌德之聲。

個人新聞業也不是新發明。早在美國建立前，人們就有搬弄事非的本事。美國早期歷史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班傑明‧富蘭克林（Ben Franklin），他發行的《賓州報》（Pennsylvania Gazette）以公益為主，但偶爾還是帶有爭議性。

美國歷史中，還有多次媒體改革，每次都伴隨著科技進步和政治情勢轉變。正如布魯斯‧賓博（Bruce Bimber）在《資訊與美國民主政治》（Inform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一書中指出，最關鍵的一點是 19 世紀前期所建立的郵政系統 —後來變成世界上最可靠、最好用的郵政系統。

這項經由政府推波助瀾、前所未有的創舉，應視為報紙這種大眾媒介興起的主要力量；賓博稱之為「通訊層面的曼哈頓計畫」。透過郵政制度，新聞的傳遞既便宜又可靠，包括報紙在內。

19世紀是報業欣欣向榮的時代。優秀的報紙幹勁十足，奉上熱騰騰的新聞，滿足讀者的胃口。然而，很多報紙不太關心現在所說的公正客觀。各家報社都有各自的觀點，反映著贊助者和老闆的政治立場。所以只要報紙存在，就會誘導民意。

當報業黃金時期（Gilded Age）的毫無節制，終於開始撕裂美國社會結構時，19 世紀末出現了新興的揭醜記者。揭醜記者服務公眾的功能，遠超過同時代多數新聞記者，他們揭發各種不道德行為，包括黑心商業大亨的惡意併購以及工作場所的惡劣環境。個人新聞業並沒有因揭醜記者而消失。20世紀以來，眾多獨立人士找出自立於主流之外的不同作法，整個世界因而獲益不少。

20世紀－新聞企業化的時代來臨

但是，到了20世紀，新聞業中的財團（新聞企業化）也成為社會中的一股潮流。這種無可避免的轉變優劣參半。

廣播與電視是報業走向合併的關鍵角色。無線電廣播（radio），然後是電視（television，TV），經不起誘惑的讀者和廣告主一步步遠離報紙，使得報業走向合併。但是，廣電業者同時也演變成最大的媒體集團，茁壯後，把廣電對新聞的影響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1960~1970 年代，聯播網和報業集團的新聞霸權達到頂峰。記者通力合作把犯法的總統趕下台。男主播瓦特．克隆凱特曾被視為美國國內最受信賴的人物。不過，這也是各大聯播網的新聞部門都在賠錢，卻被視為名聲至寶的年代，因其履行長年命定的工作，替他們的社區提供公眾服務。聯播網後來都賣給如奇異電器（General Electric）、羅斯集團（Loews Corp.）等大企業，而這些公司只要求看到結果。也就是新聞部門必須以獲利為主。

雖然聯播網製作的新聞很貴，地方性的電（視）台就比較輕鬆。多數地方電視台卻反而撇開假裝服務公眾信賴的偽善，寧可以暴力和娛樂性來搏取觀眾的歡心；這兩者肯定會讓收視率狂飆。缺乏資源的新聞主管很難抵抗誘惑：結合便宜而草率的報導以及驚心動魄的影音效果。「哪裡有血腥，就往哪裡去」便成為地方新聞報導至高無上的真理，至今還是停留在這種水準，現在連原本純真的「新聞業」也跟著去蹚這灘渾水。

就在新聞業集中化和企業化的過程中，改變的力量也在遽烈強化。有些力量是科技引起的，諸如引領個人電腦的微處理器，此外，聯邦政府出資，名為 ARPANET 的資料網路連結實驗正是網際網路的前身。

有些力量是政治或司法判決引起的，如最高法院的判決迫使 AT&T 必須開放其他業者將電話線路接到貝爾的網路上；另外一個判決則讓民眾購買家庭錄放影機，以供錄下節目日後觀賞，得以合法化。藉由個人化科技力量的協助，個人化的選擇也即將成真。

1985 年，我首次領悟到網際空間的力量。我一直在用一個名叫 XyWrite 的文書處理軟體，當時任何專業作家都會選這個程式。它在當時的烏龜電腦上跑得很快，內建一個程式設計語言，名叫 XPL，不但好學，功能之實用也出乎意料之外。

有一天，我被一個 XPL 的問題困住，於是 CompuServe 上的文書處理軟體論壇貼了一封簡短訊息；在那個時代，CompuServe 是經營得最成功的商業線上服務公司（commercail online service）。一天過後，我再度登入論壇，那個小問題所收到的各種解決辦法來自於美國各個城市，更令人驚訝的是，居然還有澳洲來的。

CompuServe不是 1980 年代上網的唯一方式。其他的選擇還包括了電子佈告版（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簡稱 BBS。BBS 已經走入技術死胡同，但在當時卻相當有價值。透過電腦的數據機撥號到當地 BBS，就可以讀寫訊息、下載檔案、取得網際網路資訊，或者把某些系統的資訊外掛到當地 BBS 作為複本，如 CompuServe。在這些系統上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議題，從航空學、科技、到政治都有，只要是能讓這些系統的使用者，彼此腦力激盪的議題都行。

百花齊放的媒介

個人科技不只能連繫網路，也是嶄新而實惠的媒體創作方式，便宜尤其佔有重大意義。一九八○年代中期，一系列革新產品把傳播媒介帶入新紀元。一夕之間，一台麥金塔電腦加上雷射印表機，一個人就能輕鬆地、便宜地創作並廣布自己的出版品。大型出版機構沒有因此消失，它們適應了科技，反而降低了成本；不過，進入出版業的門檻已下降至能為小族群甚或個人跨入，這是足以令過去瞠目結舌的自由解放。

媒體集團 ── 大媒體持續成長，但未曾注意這股重新型塑國家樣貌的深層民主變革。新聞編輯部門的構成鮮能反映當代的多元文化，更惶論呈現在報導上。桌上排版及其後續發展，為新一代的參與者大開方便之門，其中不乏少數族群出版的刊物。

同時期的談話性廣播節目（talk radio）也成為另一股力量，不過，怎麼看這都不是全新的媒體型態。無線電台的歷史進程中，談話性節目原本就是主要特點，扣應（call-in）節目可回溯至 1945 年。但是現代的談話性廣播節目有另一重要特點：聽眾的參與。一般民眾受邀到無線電台高談闊論。在此之前，平民沒有暢談自身故事或觀點的即時管道，也沒有固定的管道 ── 除了寫信給報紙編輯。現在，他們是節目的一部份，把他們自身的信仰加到節目主持人身上。製造這類新聞的人就是聽眾。

資訊網時代興起

到了1990年代，個人電腦的數量更為普及。但除了公司內部自連的辦公室電腦網路、大學校園、電子佈告版，或者相當早期、前資訊網時期的 CompuServe 和美國線上（AOL）等商業服務之外，很少有人會上網。但是，一系列突破即將把我們推向一個網網相連的世界。

1991 年，提姆‧伯納斯李創建超文字技術，後來變成全球資訊網（World Wild Web，WWW）。伯納斯李把網路上既有的全球檔案庫連結起來，但是，他想讓觀念再躍進一步：可以在資訊網上寫東西，而不只是閱讀而已。但是，有某件事是伯納斯李刻意不去做的。他沒有替他的發明申請專利權。相反的，他給了這個世界一個開放而可擴展的基石，讓新事物得以立基於上。瀏覽器以及很容易寫的網頁，促進了某些開創性的試驗，結果就是當今我們所說的個人新聞業。

我為什麼要做？急著讓別人知道我，加入這個了不起的全球知識共享宴會。難得有這個機會參與這麼酷的事。資料保管員裡怪胎中的怪胎，急著試驗寫文件的方式、保存個人媒體和經驗的記錄。上大學之後，我認為意識流小說大師普魯斯特和喬依斯也會愛上資訊網，他們也很有可能會做類似的嘗試：以超文字描寫人類生活。

結果是什麼？溝通方式完成了轉變。印刷媒體和廣播是一對多的媒介；電話是一對一。現在，我們有了一種萬能媒介：一對一、一對多、多對多，全都包辨。幾乎每個人都可以擁有數位印刷媒體，然後對全世界發表意見。

透過網際網路，開展了無可限量的全球對話，眾人不斷發現和發明分享相關知識的新方式，速度快到令人無法消化。因此，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市場就比多數公司愈來愈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