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數定義價值 台大是寂寞地方

分數定義價值 台大是寂寞地方
2008/01/08
吳忠彥（Gareth W. Durrant）
國籍：澳洲
年齡：廿二歲
在台：四年
現職：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系三年級學生
照片／記者鄭超文攝影
【本報記者梁玉芳】

十七歲就到宜蘭當交換學生的澳洲男生Gaz，現在是台灣大學國企系三年級的學生，但他曾說「台大是個寂寞的地方」，「語言不再是障礙，文化卻開始隔閡」，雖然他早視台灣是第二個家。從宜蘭到台北，他覺得「文化暈眩」，有些台灣菁英學生對分數的計較、功利導向，讓他難掩失望。

台灣人麻吉但不愛擁抱

問：台灣哪些地方吸引你？

答：我十七歲來台灣當交換學生，在宜蘭念高中，接待家庭對我的人生影響很大，在鄉下看到很真實的台灣人。人民的活力和創意驚人，好像任何人都可能做小生意，擺攤、開早餐店，靠自己過日子。澳洲的社會福利很好，很少人像台灣人這麼拚生活。

朋友之間非常照顧對方，出去旅行，台灣人總是買著要買禮物給誰誰誰，什麼事都想到家人、朋友；我們就比較個人主義。

想到離開台灣，我會覺得害怕。我十七歲到廿四歲都在這裡，從小孩子變成大人，我很多想法都被台灣人影響。台灣人不喜歡擁抱，但現在阿嬤看到我都知道一定要抱我一下，我才覺得有愛的感覺。

還有，台灣人很容易擁抱不同的外來的東西，融合出新味道。比如說，我住的頂樓加蓋，原本是個和室很寬敞，加上台式的神明桌、中式的窗戶，還有西式的房間擺設，還滿舒適的。

創意紙摺小紙盒

這好像是台灣人常用不要的ＤＭ紙摺出小紙盒可以放雜物，沒用的廢物就變有用了。台灣生活中充滿這類的創意。不好看，但是有意思。像加拿大，好山好水，可是好無聊；台灣，有點髒、有點亂，但很好玩。

問：外國人在台灣生活有什麼困難嗎？

答：我會中文，生活過得很充實，在ｂｂｓ上有各式資訊，參加同志大遊行、看煙火。有外國人住了十一年，一句台語都不會，對異文化都不好奇，這很奇怪啊。

台灣人交談很愛夾雜英文字，最近很流行「prefer（偏好）」，大家會說「我prefer什麼什麼」；或是講一個人很親切，就說「他很nice」，好像不用nice就不能表達他的體貼。為什麼說power就比較有力？祝生日快樂就非用英文不可？被fired會比「被炒魷魚」更容易接受嗎？我很好奇，這些字都是怎麼流行起來的？

假菁英只愛分數排骨飯

問：你的部落格裡寫了不少對台大人的觀察？

答：我對台大人的感覺很複雜。有些人真的很強，功課好、打扮又有型，會玩樂器又會寫東西，交的報告認真到不行，超級優秀；有些就是「假菁英」，這是我自己發明的詞，我是指不關心別人、不關心世界，生活的意義只有分數和「排骨飯好好吃」！

成績是唯一顯示個人成功的方式，周末被沒收，沒時間想課外的事，很多人不開心，但他們寧願乖乖的，不說話！

比如有些人很愛問我「你考幾分？」我說六十分，「那你怎麼辦？你爸媽會怎樣？」我很驚訝他們對分數那麼在乎。我用中文考試，考及格了，我就很開心了；我恨微積分，但它讓我學會一些新的中文字彙，就夠啦。分數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品質。

好學生乖乖為爸媽讀書

我已經可以理解「台大人」是一路念好學校上來的，生活裡很少有別的東西。有些人就是分數好，所以來念台大國貿、企管或電機，他們會說，啊，好想念文學或電影，可是爸媽不同意。我就會說，你該為自己決定啊，大學要念四年耶，一輩子更長，是為爸媽而活嗎？

我高中到台灣念書，後來回澳洲再到北京，又決定回台灣念大學，我爸媽都讓我自己決定。他們很開心我一個人在外面成長，我爸爸會邊喝紅酒邊用skype和我聊天，知道我的近況、未來的方向等等。我在台灣，語言上已經沒有障礙，但文化上卻有了隔閡，可能是我太愛碎碎念，或者是到了中文說的「見山不是山」的階段，過一陣子大概會好一點吧。

【2008/1/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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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 尋找台灣的momentum

蔡英文 尋找台灣的momentum
【蔡英文（記者黃國樑整理）】

20年前，我剛在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拿到博士，那是1980年代的中期，我回到國內教書，那個時期正是我國對美經貿談判高峰期的開始。

我還記得，拿到學位後，校長召見我，我身上穿著還十足學生模樣，但校長用著一種期待的口吻稱呼我是“young and promising scholar”.（年輕有為的學者）但那天稍後，我走在街上，穿越一個路口，差點被一輛急馳而過的汽車擦撞，車子激起的水花濺濕我的衣服，還被那個駕駛咒罵了一聲“stupid woman”.（笨女人）這兩個場景反差太大，我心裡還暗忖，「我的人生怎麼這樣」？

蔡式觀點1

找出對的策略 堅定而準確的領導
女強人變生技人
前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離開公職後，有了新角色，出任宇昌生技公司董事長，發展台灣生技產業。

那一天，這個有些荒誕卻又十分寫實的反差鏡頭，就似我當時看到的英國與台灣的縮影，國家的興衰與人生並無二致，往往是跌宕起伏的，重要的是抓住機遇，找出對的策略，堅定而準確的領導。

英國在80年代初期，才剛走完70年代的困頓，70年代的英國，社福支出開銷很大，工會勢力也很龐大，整個英國社會沒有什麼競爭力，加上石油危機，是英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很多的礦場倒閉，電視新聞上最常看到的字眼就是“pit closure”(礦場關閉)，80年代初，就是英國經濟正要從谷底轉型，正要往上的時刻。

如果可以用一個字去描寫那個時期，那個字就是“job”（工作）。有一些字眼可觀看那個時期，如“inflation”(通貨膨脹)、“minimum lending rate”(最低借貸率)或“sunday trading law”(周日交易法)，周日交易法就是限制周日商店營業的。可以說，當時英國正在劇變前夕，正在歷經轉型的痛苦，無論是政治或經濟，都在調整、摸索，人心是不安與憂慮的。

而我從那樣的英國回到台灣，或許當時的英國與如今的台灣有些相似，但20年前的台灣，同樣也正在尋求突破，台灣在當時已透過多年的外銷產業迅速累積財富，台灣擁有很強的加工能力，但卻停留於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型態，國內的市場也受到高度保護，但世界正在告訴你，你要開放市場。

台灣當時在政治上仍是強人政治，民主運動才剛萌芽，表面上似乎是內外同時面臨艱巨挑戰。反思當時的經驗，很弔詭的是，正由於反對勢力仍然不足以動搖執政者的政治權力，反使得經濟改造獲得政治力量的支撐，換言之我們還有足夠的“political capital”(政治資本)，似乎應該慶幸台灣因政治權力還算相對集中，而得到一個相對比較平順的轉型。

蔡式觀點2

政黨贏得政權 都只是有限的勝選

當時行政部門必須處理兩件事情，一個是談判，一個是解決內部的政治壓力。我說政治權力集中，意思就是執政者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去維繫行政體系，當時，我們可以感覺，一個國貿局長就很大了，因為是強人政治，它的政治權力可以下放。若是已進入民主政治常軌，任何政黨贏得執政權，都只是“win marginally”（有限的勝選），是在很小的範疇內贏，它要面對在野黨很大的挑戰，政治衝擊將大得很多，決策層級就得不斷的往上移動，反可能難以因應挑戰。

因緣際會，我只因為台大學妹臨時生病，在80年代中期涉入與美國的貿易談判，到90年代正式加入政府的談判團隊，台灣開始尋求入關(GATT)或稍後變成入會(WTO)，而入會幾乎是台灣當時經濟榮枯興衰的重大關鍵，台灣走了一條正確的路。從雙邊到多邊談判，任務繁重、挑戰嚴苛，有一個場景可以說明當時的壓力，我們在談判時，經常會以經濟發展尚未成熟要求對方的諒解，有一次我方說我們還在“kindergarten”（幼稚園）的階段，但美國的談判代表卻回說，“I thought you were biddingfor Ph.D.”（我認為你們應已在修博士了）80年代末到90中期前，原還在談判中處理的毛衣、鞋類，這些產業突然都不見了，台灣還開始遭遇“unemployment”(失業)的問題，這跟先前講的英國情況就有一些類似。而產業外移也呈現南北差距，由於高科技產業集中於台灣北部，中南部都是傳統產業為主，受到外移的打擊相對較大。

進入公元2000年，我開始兩岸關係的工作，但兩岸間的談判跟經貿談判有天壤之別，我接任陸委會主委前，就有很多人提醒我這件事情，但我到現在還認為，如果兩岸能在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商談很多事務，就可以比較不受政治干擾地，透過既有的機制，解決很多問題。

生命歷程的遽變難以預期，我如今竟又參與生技產業，其實台灣不是現在才開始談生技產業，而是已一、二十年了，但台灣缺少一個「動力」，就是英文說的“momentum” ，我們必須創造一個平台，或說是一個轉化的機制，讓這個momentum能夠發生。舉新加坡為例，世界許多重要的藥廠在新加坡都有設廠，而新加坡是以政府的力量去推動，他們有一個國家投資公司，叫做Temasek(淡馬錫)做為這個產業的推力。而中國和印度則是因為人口眾多，且市場廣大，因此集中於各種名藥的生產上，韓國也在急起直追，台灣的momentum呢？

蔡式觀點3

讓科學家與資本家 在一起工作

我覺得要有一個大型的商業機制或是組織來帶動，將過去台灣科學家已有的研發成果，進行產業化，幾個月前通過的生技製藥發展條例可以算是這個機制，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就是讓科學家與資本家在一起工作。由於生技製藥風險很高，必須要能創造機會，同時也能降低風險，這靠的就是科學家及經營團隊，他們能協助降低產品的技術及商業風險。

靠電腦產業享受20年榮景的台灣，未來20年究竟要靠什麼產業做為經濟引擎呢？我認為有兩個，一個就是生技研發及製藥，一個就是通訊。生技可以改變很多事情，而通訊則是因為它更直接的介入人類的生活，可以算是一個可永久性發展的產業。

但通訊產業靠的不只是工程師和製造能力，台灣人還少一個東西。通訊跟人的文化是很有關係的，我們必須對世界各種文化有深刻的認識。當我們試圖找尋下一代的消費者在哪裡，我們要掌握的就是文化習性，而我們要有能力去認知它。過去台灣是一部傳真接收機，訂單進來卻不知訂單為什麼會來！

如果台灣不能有跨國界的文化感受能力，則我們的經濟發展將會受到嚴重的限制，產品研發的最初始就是文化，文學、藝術都是人類文化感受的體現，所以為什麼我先前要談到翻譯的功用，但更進一步，我們要能"expose"(暴露)在外部環境的機率越多越好，譬如就將自己丟在外國，在那裡求生存，自力更生，就會更為增進我們的視野。

蔡式觀點4

台灣需要一起改革 而非互相指責

但讓人憂慮的是，台灣陷在政治的漩渦裡，我們應該是大家在一起改革現有的體制，而不是停留在現有的結構中互相指責。

政治人物甚至於社會大眾要有這樣的認知，如果再繼續對立，我們的情況會更壞，我們必須共同為歷史負責。或許要到壞到不能再壞，這種共同危險的認知才會出現，但為什麼一定要等到那個時候呢？我仍然對台灣有信心，畢竟台灣的人民是這個區域中教育水準相對較為完整的，而我也深信因歷史而起的對立終究會解決，但我真心希望能早一點。

【2008/01/14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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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壓垮健康？

中國時報 2008.01.09　
學歷壓垮健康？
周平

　日昨，拜讀貴報報導「學歷與健康不成正比，學者最虛」，筆者心有戚戚焉，特別探討一個可能造成學者健康受損的制度性原因，以此呼應張笠雲教授的研究發現。

　這幾年來，在「學術卓越化」的大旗之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也委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建置「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TSSCI）資料庫，以提供學界相關引用文獻與來源文獻的資訊和各種量化指標。這類資訊和指標被認為是客觀標準化的評鑑指標，可以評估臺灣出版之重要社會科學期刊之品質，和臺灣社會科學學術人的研究績效。

　自此，在扭曲的台灣學術行政體系的驅使下，卻成為大學評鑑和學術社群排等第、搶資源、進退場的主要判準。它展現了強大的驅動力，驅使學者和學術機構成為單一標準下的受評單位，並以一條垂直線安排他們進入這個階層化的啄食次序中。從此，出版和評鑑的單一標準把受評單位（人或機構）的多元異質因子給削砍切割掉，被等「量」齊觀的學者和機構只得在評鑑系統中汲汲營營，並接受評鑑機制的無情摧殘，認份地接受應得的獎懲。

　原本這種評鑑標準是外塑的，有形的制度性監控機制，它同時也會形成重重的規範，並從上到下穿透一層層的行政機制，最後甚至沁入了大學學者的身心律動中。這年頭，台灣學者若不能成為「I級人」（即有能力出版SSCI或TSSCI等的學者）並且進行出版的量產的話，那麼她／他就只能落得在學術殿堂的牆角邊望著「I級人」而「I聲嘆氣了」。

　的確，對當今高等教育中的知識份子而言，出版期刊論文已然成了證明學術研究生產力的重要指標。換言之，知識份子儼然成了知識生產的苦力。學術評鑑作為一種屬於學者的賞罰體制，絕非僅僅是來自國家這個所謂的「宏觀權力中心」的強制力，它更是散佈在學術人身心狀態內部的「學術志業」，它表現為一種屬於學者特有的微觀自我監視，成為學者的習慣動作和內控邏輯。

　此時，學術生產為自己的心靈打造了一間如7-11般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便利商店，隨時準備伺候上門的學術訂單或顧客。不同於一般朝九晚五的工作，一個徹底養成的習慣沒有真正的下班時間。永遠做不完或趕不及的事情零碎化地充塞著學者的時間表。有時，知識生產時間像是殖民者般向其他活動時間進行侵佔和掠奪的工作，以致於學者常常得要索性犧牲睡眠、休閒、家庭、社交等活動，儘可能把時間奉獻給知識生產的無底洞中。

　當學術活動佔據學者大部分心思的同時，他們的身體必須長時間以靜態的坐姿、繃緊的面部表情、目不轉睛地維持閱讀和寫作的動作。儘管柔順的身體，還有一些生理機能和需求，而需要暫停研讀寫作的姿態，如吃喝拉撒等，但這些生理需求常因為研究活動的連貫性而被延誤或在心不在焉的情況下草草了事。對於有利於身體伸展的外向性活動如運動、休閒等，常由於研究工作的優先性而被犧牲掉了。

　這些將自己禁閉在固定的有限空間中，並常常處於焦慮的心情和固定不變姿態的學者，往往忽略了這樣的身心狀態是以犧牲自己的快樂、家人的親情、社會關係、身體的健康來換取的。當學者夙夜匪懈地為滿足學術評鑑而操勞時，殊不知自己的顏面神經已經失去了笑的能力、親子或夫妻關係可能正在生疏、社會關係越來越孤立。學者因過勞或其他疾病而英年早逝的故事時有所聞，這些是否都跟學術評鑑的規訓與懲罰有著一定程度的關連？值得學術人深思。

　無論什麼樣的「卓越計畫」或「大學評鑑」，臺灣學者將為自己的生命填入一些無甚價值的學術垃圾。對於什麼關懷時政的公民素養，早已拋諸腦後，以致成為近日朱雲鵬、邱天助和翟本瑞教授所針砭的「缺席的知識份子」。當然，這是用自己的健康換取的。

　（作者為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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