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精英大膽預測 35年後世界巨變

全球精英大膽預測 35年後世界巨變


全球頂尖專家預測，卅五年後的世界風貌將迥異於今日，「政黨地位漸趨式微」、「宗教組織解體轉型」、「歐元統合終將退潮」、「日本擺脫美國重新站起」、「中國共產黨必然瓦解」、「英國王室走入歷史」、「反毒戰爭落幕」，同時「絕對主權概念不再」

張慧英/綜合報導

著名的《外交政策》期刊為紀念創刊卅五周年，特邀請全球十六位精英放眼未來，分析哪些今天被我們視為當然之事物，到了二○四○年將已不復存在。

這些由頂尖思想精英描繪的人類發展方向，深具啟發意義，本報特整理於今、明連續兩天刊出。今天刊出部分以政經領域為主，明天則以科技對生活的衝擊影響為主。未來卅五年將消逝的包括：生命神聖的觀念、一夫一妻制、汽車廢氣、公共領域、醫生診所、自由生育、小兒痲痺與匿名作為。

《外交政策》在引言中指出，這十六項觀念、價值與制度，有些也許大家很高興會見到其消逝無蹤，有些則讓人緬懷不已，但無論如何，這些都已經對我們現在與未來的生活，留下不可磨滅的烙印。

有些觀念是顯而易見的，如網路資訊革命後，一般人很難維持匿名，無論是打電話或是上網，都無法遁逃於資料庫與強力搜尋，但有些觀念，如毒品合法化，卻是在目前難以想像的。

《外交政策》所邀請的思想精英，都是在他們領域的權威，如討論生命神聖性的辛格教授是醫學倫理的專家，談中共存續的裴敏欣則是中國出生新一代的重量級學者，主張宗教組織將會解體轉型的哈維．寇克斯，是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神學教授，認為毒品將會全盤合法化的彼得．施華茲，是「全球商業網絡公司」董事長。

其中更有充滿爭議的話題，讓當事人現身說法，如邀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談為什麼優生觀念是未來的趨勢，以及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來談日本的崛起。而巴西前總統卡多索則倡言，卅五年後，政黨地位將會式微。

主權至上 概念式微

作者理查．哈斯為智庫「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會長
陳文譯

「主權」─政府在領土內可為所欲為─的概念是三百五十年來國際關係基本原理，然而再過卅五年，此項概念將日趨式微。

民族國家雖不至於銷聲匿跡，卻須與數量更多的強大非主權機構分享權力，包括公司、非政府組織、恐怖團體、販毒集團、地區與全球性的機構、銀行以及民間基金等。

勢不可擋的全球化過程牽動國境內外人、貨、觀念、資金、毒品、病毒、電郵交流，直接挑戰各國的入出境事務控管能力、斲傷各國的主權。

甚至某些國家會剝奪其他國家的主權。例如無能或不願滿足國民基本需求的政府、贊助恐怖主義的國家與研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或屠殺人民的國家，將會喪失主權，或遭遇其他國家攻擊、撤換政權甚至佔領。未來的主權將隱含著：主權是有條件的，甚至是以契約約定的，而不是絕對的。

民族國家選擇放棄部分主權的趨勢也已然成形。最顯著的例證在貿易領域（世貿組織），甚至全球氣候變化也開始影響到國家主權（京都議定書）。

綜觀這些趨勢，顯然全球民族國家的主權正日趨式微。然而各國仍將保有部分主權，未來並不會演變出世界大同政府，也不至於陷入全球無政府的狀態。

政黨認同 趨於模糊

作者卡多索為前巴西總統、社會學家
黃建育譯

大家理所當然認為，政黨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其實，在大型民主國家中，政黨的前途並不看好，甚至有可能從此消失。

長期以來政黨一直以意識形態及階級畫分做為其黨綱基石。不過，這兩項因素在先進國家已較不具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種族、宗教、性別等跨越黨派傳統界線的因素。

今日社會，左派或右派這些標籤已變得愈來愈無意義。先進國家人民已培養出多重興趣、多元歸屬感及交互重疊的身分認同。

有些政黨為迎合改變，已開始自我調整。看看布萊爾首相所領導的英國工黨，或者巴西勞工黨，目前經濟政策跟其早期工會的宗旨已無太大關聯。

民眾對政治代議的傳統形式已漸感厭煩，大家想在公共事務上有更大的發言權，且往往寧可直接或透過利益團體、非政府組織表達本身利益。

例如，歐洲國家有關基因改造作物和基改食品的辯論，如果沒有論及像「綠色和平」等聲稱代表消費者利益的環保組織，就很難令人理解。

宗教組織 解體轉型

作者哈維．寇克斯是美國哈佛大學神學院教授，著有《天堂之火：五旬節教會的興起》、《廿一世紀宗教改造》等書
閻紀宇譯

過去幾千年來，大多人視自身的宗教信仰為天經地義，來自家庭、氏族與社會的傳承，沒有「選擇」的問題。然今日，宗教在許多地區早已是百花齊放，各家各派任君選擇。

正因如此，各主要宗教的階層組織正快速解體轉型，「消費者選擇」與地方教會各自為政的趨勢，已經席捲宗教領域。過去高高在上、發言有如神諭的宗教領袖，如今不僅要走下寶座對信徒循循善誘，還得應付其他宗教的競爭。

以基督教（新教）為例，美國各地的衛理公會與信義會，通常並不怎麼理會上層領導階層。向來階級森嚴的天主教會，現在也必須傾聽各地教會爭取更高自主權的呼聲。

至於信徒多達十二億人的伊斯蘭教，更是早從創教先知穆罕默德升天之後，就已陷入派系林立、百家爭鳴的分裂態勢，再也沒有出現大一統的教會組織。

宗教階層組織的解體與轉型，一方面會引發危機，誘使教士以投合信徒所好取代宣揚福音，斲傷宗教信仰的本質；但另一方面也焉知非福，能讓人以更成熟的心態來面對不同宗教，強化教會對抗世俗化趨勢的力量。

日本蛻變 重新崛起

作者石原慎太郎為日本東京都知事
尹德瀚譯

當今世界的腳步越來越快，時間和空間都在壓縮，以往在中古時代需要二、三百年的變化，如今隨時都在發生。日本在適應這個新世界時遭遇困難。

日本到現在還抱著近六十年前在美國佔領期間制定的憲法，把自身的生存前途寄託於美國，從而放棄了獨立思考，變成沒有脊椎的軟體動物。

美國號稱是全球超強，其實能力有限，在經濟方面還和日本爭奪利益，因此日本依賴美國是很危險的。

東亞情勢的變化－特別在軍事方面，要看未來十年，而中國是一個關鍵因素；隨著軍事力量的增加，中國的野心也越來越大，將來有一天，日本和中國可能為了釣魚台列嶼（日本稱尖閣群島）發生軍事衝突，屆時和日本訂有安保條約的美國會如何因應並不確定。

北韓的情勢也令人憂心，它的核武發展可能威脅到日本的安全。

日本已經喪失了從前的武士道精神；在區域緊張情勢的刺激之下，日本或許能重新站起來，再次展現當初幫助日本成為第一個非白人現代化國家的傲骨，屆時東亞的權力平衡將大幅改變。東亞的睡獅不是中國，而是日本。

未來毒品 依人調配

作者彼得．施華茲是「全球商業網絡公司」董事長
黃建育譯

反毒之戰即將落幕，無贏無輸，也絕非已把違禁品掃蕩一空，而且，還會有人施用毒品。反毒之戰之所以落幕，是因為今天我們所知的毒品即將消失。

未來的主流毒品應是甲基安非他命。安非他命正在美國大為流行，不僅便宜且容易製造，也不需大批毒販。一切就地取材，在車庫或地下室即可製造。這種方式生產的毒品不可能加以阻止，只有傻瓜及最無能的人才會被逮。

卅五年後，還留在毒品業的將是專為富人量身訂做毒品的製造師。他們會依照個人體質及神經系統調配毒品。

毒品的一些不良副作用、甚至成癮的特性，在設計時即被排除。製造師會讓那些花得起大錢的人享受到一種完美的「化學經驗」。

阿富汗的罌粟田往後將一片荒蕪。現金收入減少起初對經濟會造成打擊，但農人及毒販相繼投入合法、透明且課得到稅的行業，因毒入獄者減少，使用毒品的人數將大幅增加，合法的體能增強劑（威而鋼）與非法的快感與創意增強劑之界線趨於模糊。

未來的毒販將會是化學劑師，大概會因為逃稅被逮；至於吸毒者，會很像你和我。

歐元統合 終將退燒

作者克里斯多福．希金斯為《浮華世界》月刊專欄作家、紐約「新學院大學」通識教育客座教授
尹德瀚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統一的歐洲」一直是很多歐洲人共同努力的目標，從最早的「法德煤鋼協議」開始，接著在1950年代初期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之後又發展為「歐洲共同體」以及現今的「歐洲聯盟」，成員國也已增加為廿五國。

歐元在2001年問世是歐洲跨向整合的重要一步，象徵歐洲的經濟和財政統合，但歐盟今年推出象徵政治統合的「歐洲憲法」卻遭到重大挫敗，法國和荷蘭相繼在公投中否決了這部憲草。更糟的是，一些已經採用歐元的國家如德國，因為經濟表現不佳，其國民竟然想念起舊貨幣。如果現在公投，我不相信英國人會捨英鎊，而就歐元。

我原本對歐元非常有信心，認為英鎊遲早也會加入歐元體制，甚至還特別收藏了一些英鎊硬幣，準備日後拿給子女看；但現在我的看法已經轉為悲觀，不太相信我的小孩、和他們小孩會有一天使用歐元。和其開始一樣，整個共同貨幣的觀念似乎已經退潮，「歐洲統一」似乎更是遙遙無期。

如果歐元到頭來只是成為眾多貨幣之一種，那麼它也將失去其獨特意義了。

英國王室 走入歷史

作者費南德茲－亞邁斯托是塔夫斯大學歷史學教授、倫敦大學瑪莉皇后學院資深研究員
陳文和譯

埃及遜王法魯克曾在1948年表示，不久後將只有五個國王還能留存世間，那就是撲克牌中的黑桃、梅花、紅心與方塊四個老Ｋ（國王）以及英國的君主。而當英國王室成員不願履行應盡職務，王室的危機被觸發時，英國君王似乎也將從其中除名。

理論上，王室是民族集體目的之象徵，同時也體現民族的共同價值。然而，英國王室實則只是與世浮沈，宛如情境喜劇中的尋常人家或肥皂劇裡的王朝，遲鈍或愚蠢、無紀律、自溺、微不足道的敵意就能激怒他們，而唯有婚外情能帶給他們活力，實非模範家庭。

雖然英國公眾仍願意讓英國王室存續，但這毋寧是因為欠缺可行的替代方案，並非是對王室依戀不捨。

無論如何，英國王室很快就會喪失持續履行職務的意願，甚至於嚮往出任英國國王的查理王儲，也已不再喜愛他即將代表的國家。

從查理王儲的觀點來看，英國人已經揚棄他們特殊的傳統，轉而擁抱新的無階級的政治正確價值。

而王室的新世代威廉與哈利兩位王子，對於履行職務也不感興趣，他們的雙親都經歷過公眾與媒體的指摘、嘲笑以及對他們私生活的侵擾，而他們也只能氣餒地面對相同的命運。

李敖這回成了香噴噴的台灣燙手番薯

聯合報社論
李敖這回成了香噴噴的台灣燙手番薯

若說這是一場李敖旋風，應非過甚其詞。北大一場演講，大陸網路上的描寫是：「李敖的言論讓書記們面如黃屎，讓學生們的小臉發紅、眼睛發亮！」

李敖一向是個爭議性的人物。就以這次在大陸的表現而言，有人誇他是鬥士，有人罵他是流氓。其實，李敖原就是一個不可捉摸的角色，毀譽交疊，誰也難料他的傳奇人生之終極評價如何。但是，無論褒貶抑揚，李敖此行的表現應當稱得上兩個字：精彩！

連宋亦曾在北大或清華演說，但他們皆是權力人物。李敖則是開創先例的第一位台灣民間人士，而且他亦為兩岸民間與民間的對話非常準確、非常鮮明地建立了共同的語言，那就是：民主。

僅此一點，李敖就是精彩。

中共真的捧到了一只燙手的台灣番薯。北大開講，震動中南海；接下來今日清華之約，辦下去後果難料，不辦丟不起這個人。中共當局恐已不得不打脫牙和血吞，將照著約定繼續走完清華、復旦兩校；總不能說這麼大個國家，連李敖這關都過不了，那還談什麼和平崛起？

這一場李敖旋風，更重要的是對台灣的政治光譜作了一次重新檢視。李敖自稱「統派」，且不是普通的「統派」，他甚至曾贊同「一國兩制」。然而，即使是這樣的「統派」，李敖對共產主義及中共政權的批評亦是穿心透骨、針針見血。

從李敖的見證可知，所謂「統派即是中共同路人」的說法顯不正確；對於有些主張「中共不等於中國」的「統派」而言，往往更加不能容忍中共政權對中國的摧殘。李敖佯狂佯癲的言語，正是透露了這樣的意味。

何況，所謂「統派」，只是在台灣內鬥中炮製的一個政治標籤而已；隨便就把「反台獨」甚至「反陳水扁政權」，一古腦皆說成「統派」。

其實，在台灣有極大的一股「反獨」「非綠」的政治人口，他們對共產主義和中共政權的批評、甚至憎惡，絕不下於李敖。這群政治人口，雖然主張與大陸互動交流，反對台獨，也反對主張台獨的陳水扁政權，但他們並非所謂的「統派」。在政治光譜上，較李敖還往中間靠些。

李敖所映照出來的台灣政治光譜是：台灣的「反獨派」或「非綠派」，並非「統派」；即使所謂的「統派」，如李敖，其中的絕大多數亦絕不是「中共同路人」。這樣的光譜定位，對於大陸及台灣兩個面向皆有重大意義：

先就對大陸的面向言。李敖的言論顯示，即使是所謂的「統派」，亦未必是「中共同路人」；他們雖在民族層次認同中國，卻以民主標尺來衡量中共政權。因此，兩岸之分合問題與中國之民主化議題，有其不可能分割、亦不可能退讓的連動關係。例如，李敖贊同「一國兩制」，其實也就是反對共黨專政的那一「制」。「統派」如此，「非統派」尤其如此。這是中共政權對台灣政治光譜應有的認識。

其實，李敖風靡大陸，只是更加證實了台灣民間與大陸民間最親密的、也是最具能量的共同語言就是「民主」。這正是台灣的「反台獨人口」或「非台獨人口」的核心策略思維，他們不在民族層次與十三億人為敵，而是要從民主層面來與十三億人對話。李敖此行在大陸造成轟動，固有其個人魅力，當然也因台灣的民主成就為其後盾。李敖反對國民黨又反對民進黨的人生紀錄，顯然成了大陸具有民主憧憬者的自我投射；而李敖能夠出生入死到今日暢所欲言至幾乎口無遮攔的地步，看在大陸人民眼中，自然也是一種中國大陸可望不可即的「台灣奇蹟」。對大陸民眾而言，李敖這一只台灣番薯，不但不覺燙手，而且吃起來香噴噴。

因此，台灣對大陸的戰略架構，究竟是以作為「台獨堡壘」，抑或「民主燈塔」較能圖其遠大，李敖此行不啻又在大陸校園的熱烈掌聲中印證了正確的答案。

再就對台灣的面向言。台獨人士批評李敖此行語多保留，甚至認為他倡言「改革」而諱言「革命」，是對中共的「小罵大幫忙」。顯然，台獨分子欲藉此來動搖李敖在政治光譜上的民主鬥士座標。其實，以李敖的人生紀錄來看，如果他當年留在中國大陸，亦極可能早已成了繫獄秦城的「六四民運分子」；但是，如今他勸大陸青年不要輕試肉身抵擋機槍坦克，這應是李敖對後輩的悲憫，而不能視為李敖自己的懦弱。

無論如何，李敖並未稍改其批評當權者、批評獨裁專制的一貫角色。這卻是大多數曾以民主風骨自我標榜的台獨分子遠遠不如李敖之處。台獨分子當年批評當權者國民黨，對國民黨的黑金亂政罵得慷慨激昂、酣暢淋漓；但是，如今台獨政權主政，黑金更黑、亂政更亂，貪汙、腐敗、掏空，卻非但未見台獨分子對現在的新黑金政權有所批評，反而為其保鑣護航。可見，這些曾以民主鬥士自居的台獨運動者，他們在政治光譜上，只是台獨分子或投機分子，而絕不是民主鬥士；只是權力的轎夫或寄生蟲，亦絕不是正義守護者。李敖可謂是把「老虎屁股」一路摸到了底，但那些以民主鬥士自詡的台獨人士，曾是打虎英雄，如今卻是為虎作倀，甚至自己也變成了吃人的老虎。

因此，李敖常說那些人是「假台獨」，是「政治騙子」。在李敖眼中，不但「台獨」是假是騙，是自欺欺人；那些人的民主亦是假的，聲稱要為人民去對抗腐敗的當權者更是假的。當台獨運動者批評李敖此行對中共政權「放水」之際，回眸台灣，不妨也可看看那些台獨運動者對如此不公不義的台灣當局是如何的放水，如何的保鑣護航，只因此時他們自己皆亦成了腐敗的當權者。

李敖旋風凸顯的訊息是：無論就兩岸關係或台灣內部政治言，「民主」皆是最核心的價值與動能。

兩岸人民倘若能以民主為共同語言與共同願景，則一切的矛盾衝突皆有化解的可能；另一方面，台獨運動若能以真正的民主標尺來監督、評量所有的當權者，台獨的真偽即能呈現，民主的真諦亦可實踐。其實，台獨所憑藉者一向只是權謀，而不是民主；只要有真民主，就不會有李敖所說的「假台獨」。

李敖也是所有自認信奉民主理念的兩岸菁英的一面鏡子：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的對手永遠是當權者；甚至在他自己當權之時，亦不容自己的權力失去了民主制衡而腐敗。反之，倘若成了當權者的打手或寄生蟲，或有了權力就扭曲民主，那就是李敖所說的騙子，而絕不可能再是民主鬥士了！

【2005/09/23 聯合報】

未來會如何？

2005/6/23
駱明慶
台大經濟系副教授


「未來會如何」，是人們經常會問的問題。在個人的層次上，面對升學、就業、購屋甚至生育等決策時，都必須試著去蒐集關於未來的資訊，以便做出當時最好的決策。在社會整體的層次上，尤其是討論公共政策的其長遠影響時，「未來會如何」更是不可缺少的資訊背景。


不過，回答「未來會如何」卻常常是困難的，尤其是關於整個社會、甚至整個世界未來樣貌的預測，如果沒有嚴謹的分析來理解由過去到現在的發展，而只憑模糊的感覺和簡單的直線型推理就做出預測，是很不容易精確，甚至會出現嚴重錯誤。

以最近整個社會關注的所謂「少子化」問題為例，如果不去具體理解為什麼每年生育數由1979年的42.4萬人降至2004年的21.6萬人，認知到25年來婦女生命史的快速變化，而直線地推論每隔25年生育數會減少一半，並算出四個25年（即100年）之後，每年出生數將只有一萬多人，就會得到「亡國滅種」的荒謬預測。


問題是，過去有多少這類「大趨勢」的預言是正確的？25年前的台灣人，能想像得到台灣社會現在的樣貌嗎？就以人口問題而言，二十年前的政令宣導或是學校教育，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大預言，便是所謂「人口爆炸」的問題。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呢？拜技術進步之賜，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由報社的資料庫中，以「人口爆炸」為關鍵字，搜尋過去輿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相當有趣的是，我們可以查到1979-81年間的聯合報，出現許多諸如「減緩人口爆炸，加強家庭計劃」、「投資家庭計劃，節省國民教育鉅額公帑」、「人口爆炸，我居世界第二」、「家庭計劃成空話，人口爆炸沒人怕」等生育數仍然過多的說法。某位知名學者在1985年時還預言2011年時全世界人口達到75 億，台灣人口則達到2500萬，而人口密度過高將導致「心理疾病增加」、「阻礙經濟進步」、「犯罪率增高」、「教育品質降低」等問題，應該及早未雨綢繆。


事實上，直到1988年6月22日國民黨中常會決定不再提倡節育之前的5月31日，內政部仍然相信為了減緩「人口爆炸」的壓力，應該繼續推行家庭計劃，其措施甚至包括給予接受人工流產或結紮手術者流產假三天。換言之，在1988年之前，政府部門仍然認為「人口爆炸」是我國人口政策的最重要問題，而減緩人口壓力的政策不外是「減少所得稅減免額」、「降低生育補助」、「指導未婚男女瞭解家庭計畫的真義」、以及「催促優生保健法完成立法程序，合法處理不必要的壞孕」等現在「鼓勵生育」時也常見到，但方向相反的政策工具。


以上關於「人口爆炸」簡單的歷史考察，不免令人追問，如果25年前沒有嚴謹分析做基礎時，我們看不到1998年以來生育數的下降，我們有什麼理由勇敢地相信，同樣沒有嚴謹分析之下，關於25年後的人口預測會是正確的，就更別提是100年後的預測了。

沈君山投稿聯副全文》二進宮

二進宮


沈君山

《二進宮》是一齣平劇的劇名，講明朝一位大臣二度進宮，幫助皇后、太子奪回皇權。此處我借來敘述二度中風的經過，與病中感想。世上二度中風能活下來的本就不多，還能寫文章的就更少了，所以本文有些「獨家」的味道，彌足珍貴的。

在生死相關的
重大問題上，
還自作清高不去找
關係是十分愚昧的

我第一次中風是六年多前一個星期六下午，下著毛毛雨的一個傍晚，自己拄了雨傘走進急診室報到。因為是週末，只有一個值班的見習醫生在，他看了一下，拿不定主意，說分不清是溢血還是栓塞，要觀察一下，讓我到一個小房間的病床上去休息，卻不知這一休息就休息了近二十個小時。當然不久家人也來了，但因為沒有經驗，既然醫生說觀察就只有觀察，到了第二天中午，手指腳趾漸漸全不能動了，才緊張起來，打電話給原本相識的副院長。他馬上來了，但他是腸胃科醫師，只有再去找真正的腦科專家，下午四時才開始緊急處理。後來回想這段經歷，當然十分怨氣，但再想想，自己也不是沒有過失，那個小醫生犧牲了週末來值班，他的知識經驗或許只能作這樣不做不錯的處理。事已至此，只有調整自己，去適應未來。但汲取了一個教訓：在生死相關的重大問題上，還自作清高不去找關係是十分愚昧的。不過這教訓代價太大了。

中風後兩、三週，是最難熬的時刻，病情穩定了，也知道以後大概的生活限制，覺得像忽然掉進一個泥沼，而且以後一輩子都要陷在這個泥沼中，心裡非常恐慌不安，總想理出個頭緒來，就問主治的醫師，以後可能的變化。

醫師經歷多了，了解我這型凡事不弄清楚就不甘心的人，就老實地對我說，復健有空間，但也有極限，而且二次中風的或然率，要比一般人高，五年內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再發機會，主要看你自己。這些冰冷的話，他用非常誠懇的態度說出來，使我覺得他沒有騙我，沒有把我當傻瓜。那我也得面對現實。生死的問題，我過去想過，也參加過一些安樂死之類的討論會，有一定的哲理認識，但那是「學術性」的，談的是別人的事，現在臨到自己身上，得落實的規畫一下，先想「死」，想了三條，寫成生命遺囑的法律形式，大意是：

「我確信如何處理個人之生命乃個人之基本權利，因此在因病或其他原因使本人身體受到傷害：

一， 此傷害使本人陷入長期痛苦而無法正常生活之狀態

二， 此狀態將無法復原

三， 維持延續生命對家人及社會造成沉重之負擔

在上述情形皆確定時，本人希以積極方式有尊嚴地走完人生，屆時或將尋求相關人士直接或間接的協助，以尋求生命之終止，為避免上述人士負擔道義上或法律上之責任，特此立遺囑。」

構想此遺囑時，我是以二度嚴重中風病人的情況做參考，在復健病房，每天都可見到這樣毫無尊嚴也沒有意義拖延著生命的病人。遺囑寫完後，分送給律師和有關親友，也寫在《浮生後記》第一章裡。這樣，把如何死規畫好了，心裡落實很多，就來處理如何生。那可複雜得多，單求生並不難，但要生得有生趣有生機卻不容易，著實過了兩、三年才調適過來。

第二次中風忽然降臨，
伸手去拿電話，
手指卻不聽使喚，
電話機在面前，
就差那麼一點兒

最近兩年生活非常單純，大部分時間在清華，每天早上一、兩個鐘頭寫文章，或在電腦上打打橋牌、下棋，下午就做復健，散步，每星期來台北兩、三次，處理三個基金會的事，一年出國兩、三次，像我一個月前就剛到美國看孫女兒，生活調適得很好。但不知道，突然，第二次中風忽然降臨到我頭上。

第一次中風之後，妻帶著兒子曉津在台北讀國小，跟建構式數學奮戰，我獨居在新竹，請個管家照顧我三餐。八月五號禮拜五晚上上床時，已經覺得腳很重，但不知已是二度中風的開始，半夜兩點多想起來如廁時卻爬不起來，才知事態嚴重：「我再次中風了。」

當時第一個反應是打電話找人，但也知道只有力氣打一兩個電話，所以找的人一要可信賴二要能幹，會安排，不會亂。我直覺的想到紀政，她和我二十五年前有過一段熾烈的感情，現在還是最堪信賴的朋友，曾在我第一次中風時全力幫助我復健，而且她各方關係也好。

我伸手去拿電話，手指卻不聽使喚，電話機在面前，就差那麼一點兒。我嘆口氣對自己說，這也許是我此生最後一個電話，現在不打，力氣只會越來越小，就再也打不成了。我深吸一口氣，沉思默念一番，猛的手伸出去，這一伸，似乎長了半個手臂，居然觸到了電話。但卻無法打，只好用力將電話勾過來，茶几上東西乒乒砰砰打翻，也顧不著了，一寸一寸把電話勾到眼前。屋內暗暗的，開燈是無力的了，只好閉著眼，按著方位，一個個把號碼按下去，頭兩次都撥錯了，而且錯到同一個號碼，一個半夜被吵醒的倒楣人，第一次他還耐性解釋說打錯了，第二次火大了，就直接開罵，用閩南話罵，我沒聽懂，咕嚕咕嚕的回答，他大概也沒懂，只好在此補個抱歉。

等待送醫急救的
二十分鐘內，作了
三個重要的決定

第三次重複默想一番，確定了號碼和方位再按。這次響了，可沒人接。我耐心等它一直響下去，終於有人接了，有點睡意的聲音，我一聽就知道是紀政，鬆了一口氣。她說請問是誰，我說我是沈君山，我中風了，這下她清楚了，馬上醒過來：「你中風了？」我說「是」，心裡一塊石頭放下，知道打通了。

不到二十分鐘，管家、一一九都被紀政找來了，這段時間中我想了一想，接下來該怎麼做。決定了三點，一是先送新竹馬偕急救，再送台大，馬偕離我家只有三、五分鐘的路，但接下來一定要送台大。二是到了馬偕，我請他們用最強的藥打點滴，醫生卻只願打點滴，值班的都是實習醫生，但第一時間處理幫助很大。三是等紀政從台北趕下來再上路，因為我知道沒她，即使早點到台北，也一定找不到病床。果然不久後台大打給馬偕，說病人別來了，沒病床。紀政馬上打電話給葉金川，他是台大畢業的校友，人緣又好，一調就調到病床。我這三個決定都很重要，一是去台大，因為在醫院的倫理，一個醫生開始處理了，別的醫生都不願意再碰，而我知道我的病歷都在台大；二是馬上打抗栓塞的點滴，我有經驗了，中風重要在頭幾分鐘，雖是慘痛的經驗，總是識途老馬；三是在馬偕等紀政，沒有她，隨便找一個人不行，紀政從陳水扁到工友，大家都認得她。

到台大，照了核磁共震、超音波等等。從前主治我的醫師在美國，還沒回來，別的醫生不願碰，但葉金川有個朋友黃教授替我看了，說很嚴重，中風的地方在腦幹，就給我先做處理。

我用茫然的眼光
看著他：三加二
啊？喔，等於四！

有個小插曲滿有意思，我這一路上過來，一直碰到實習醫生，每個人都用一枝鉛筆在眼前晃來晃去，左晃到右，右又晃到左，讓我的眼珠跟著動，然後問我兩個問題：「你叫什麼名字？三加二等於多少？」大概是試我的神智清不清楚。但他們每個問題都一模一樣，到了第五個人，我厭煩了，這次是個大概七年級的實習醫生，又問我三加二等於多少，我看了他一眼，決定跟他開個玩笑，就說三加二等於四。他吃了一驚，問我：「三加二耶，等於多少？」我故意扳著已經漸漸不能動的手指，用茫然的眼光看著他：「三加二啊？喔，等於四。」

他好緊張跑了出去：「沈教授不得了了，他說三加二等於四！」這時來了個年紀大一點的醫生，我向他神祕笑了一下，他才知道我在搗蛋。

另外一件趣事，是後來發生的，到了台大醫院，護士們告訴我，林志玲就住在樓上，我開玩笑說，能不能看她一下，這當然不可能，說過也就算了。但次日，管家從新竹趕來，卻弄到一張林志玲的海報，把它貼在牆上。妻看見了，十分不以為然，說：「滿身掛了瓶瓶罐罐，牆上還貼林志玲，太不相稱了，也顯得輕浮。」我那時還能模糊不清的說些話，就辯稱：「現在整天都看些醜陋古怪的形象，包括鏡子裡的我，晚上瞄一眼林志玲，才不會做惡夢。」主治醫師是十分通達的人，聽了我的辯解，嘻嘻的笑出來，接著說：「也對，對心理健康有益，我們就讓林志玲做中風小天使，掛在牆上無妨的。」病房裡面醫生最大，有了他的御批，就萬事合法了。消息傳出去，送花的朋友們少了些，送林志玲海報的卻一大堆，現在（中風後兩週）我有十三張林志玲的海報，看來可以開特展了。

與其成為植物人
或四肢癱瘓，
不如讓我走

星期六清晨坐救護車到了台大，原來的主治醫師還沒回來，並且也要等檢查的結果，黃醫師先給我開了一般的藥。星期一主治醫師從國外回來，一切檢查也都出來，會診之後，主治醫師告訴妻，情形不樂觀，第二次中風，又是中在腦幹部分，再延續下去，可能全身癱瘓也可能危及生命。他建議用血管攝影再徹底檢查一次，如果大血管有問題，馬上開刀，小血管有問題，用抗凝血劑，這都是危險度很高的，尤其開刀，也許只有一半一半機會，要她具結，醫院會盡力做，但不能負責。妻說君山的生死觀她很清楚，還早寫好了生命遺囑，她簽字沒問題，但現在他自己神智很清楚，你不妨問他。主治醫師是很通達的，也看過《浮生後記》裡面講生死的一章，就來問我。我說一切聽你的，但有個但書，作為我們的君子協定。在救護車從新竹上來時，我仔細的想過，在選擇的順位上，倒過來排。〈一〉昏迷不醒的植物人，〈二〉四肢癱瘓，第三才是死亡。因此要他答應我，假如不行的話，與其成為植物人或四肢癱瘓，不如讓我走，這樣不至於連累他人，自己也痛快些。主治醫師爽快的答應了〈一〉，換句話說，若成為植物人，就讓我走；但無法答應〈二〉，他說這不合法，他不能做違法的事。我想了想確實如此，法律走在倫理後面，倫理走在科技後面，這是人自找的麻煩，本來「天」幫你解決的問題，硬要人定「勝」天，但其實人只能在戰役上勝天，永不能在戰爭中勝天（Win the battle， not the war），廿世紀人定「勝」天已臻極致，環保、生態、生死都引出種種問題，廿一世紀就要人定「和」天，但科技跑太快，法律倫理都跟不上，我既然只活到廿一世紀初，就要遵守廿一世紀初的法律倫理才行。何況要判斷什麼叫「四肢癱瘓」也有技術上的困難，眼珠還能跟著鉛筆動，算不算癱瘓呢？「人生泰半原是由不得己的！」嘆口氣，也只好同意，替對方想，各讓一半，也算是妥協吧。

交代了四件事，
興高采烈進開刀房

自從星期六進院後，手足一刻比一刻軟弱，根據第一次中風經驗，一開始復健至少有一段時間，不能處理事情，因此星期一上午，我把秘書及兩個出版社的編輯都找了來，下午為進攝影房簽了具結書，還有三四十分鐘才能進房，正好把一些未完的事一一交代。首先是明天星期二，原定去溪頭吳大猷科學營和黃榮村校長對話「如何打造第一流大學」，黃在教育部長任內編列了五年五百億的預算，有一些構想牽涉到清交合併，我對他的看法不太贊同，已經交鋒過好幾次，但儘管「政見不同」，卻都能談得來，朋友還是朋友，乃相約在今年的科學營好好辯論一次，由參加的學員作評判，現在顯然無法應約了，乃交代秘書請吳大猷基金會的執行長彭宗平校長代我應戰，還告訴他不可口軟，好好的修理黃前部長一番。第二件事，是四五天前和張忠謀共宴，談起一本書《甘地之道》，講競爭雙方解決衝突之道，我以為是本好書，向他推薦，並答應送他一本，就告訴祕書把這件事當天辦了。第三件事是一本漫畫故事書《沈爺爺講圍棋棋王故事》已經寫完很久，但缺一篇序，拖在那兒，「漢聲」九月要出版此書，我告訴編輯，沒法寫序了，就口述幾句話代序，大致是說，假如做一件事帶給自己快樂，也帶給大家快樂，那就是最快樂的事。這套故事書，我講時很快樂，若也能帶給閱讀的小朋友快樂，那便更加快樂了。第四件事是把上次中風後寫的第四本書《浮生再記》，補些照片。交代了這四件事，快三點了，我覺得心情愉快，泰然進了血管攝影室，準備接著進開刀房。

妻後來跟我說，看我興高采烈的進去，不難過也就罷了，興高采烈些什麼？我說，先講一個希臘神話，傳說是世上第一個女人的潘朵拉，神給了她一個盒子，說裡面裝滿了各種東西，要她千萬不要打開，但好奇是女人的天性，有一天還是將盒子打開，想瞄一眼。瞬間各種妖魔鬼怪：妒忌、怨恨、病痛、戰爭都跑出來，潘朵拉嚇壞了，趕緊關起來，於是最後留住了一樣東西，叫做「希望」的，沒跑出來，從此地球上充滿了各種災禍，但還有「希望」。只要還有一絲希望，就有一縷光明，人就可以憑著希望走下去。

第一次中風是連本
第二次中風是帶利
老天要拿回去

生老病死四事，想像中應以生最苦，在完全陌生漆黑的通道裡，憑著直覺掙扎前進，通過一道道關卡，只有母體的蠕動幫忙，但是那時並不自覺，當然以後更沒有記憶。死的痛苦主要是心理的，死是一切的終結，從此人天永絕，假若從小我看，唯一的我沒了，就是沒了，確實很絕望，但從群體看，好像樹上的葉子，不去舊黃哪來新綠？

對抗絕望恐懼，宗教信仰也許最有效，心中有個天堂，或者輪迴來生，至少那就有了希望，一切並不就此終結。但並不是人人都能真正有信仰的，至少像我，雖然明知「持分明知不能證真如」，平時也不去想那想不通的生死大道，但要我真心去相信那並無理性知識支持的天堂與來生，卻也是不能。我能懂的是大我與小我之分，億萬眾生，個人不過滄海之一粟，「不去舊黃，哪來新綠？」但這只是理性的悟解，感性上還是難以絕對超然的。我有一個很有學問的朋友，中風住院後，他打電話來慰問，說他自己心臟也不好，這兩天就要去裝支架，心情也很消沉。我說很羨慕他這樣心臟病的病人，要嘛就好了，要嘛就乾脆走了，不像中風拖拖拉拉的，復健以後也不過維持一個打了折扣甚至沒有生活的生命。

我進血管攝影房又準備接受開刀時，心情十分泰然。七十三歲了，前面六十七年，健康快樂，老天給我的條件很好，該做的事也已做了。現在，第一次中風是連本第二次中風是帶利，老天要拿回去，本來應該就此結束，但世事也由不得己，還是得跟世上的倫理規範走，開刀打抗凝血劑是一個機會，也許就此走了，豈非正好。但就此決然告別塵世，總也有些依依不捨，一半一半的機會，卻給你希望。人生煩惱，泰半是由有抉擇要負責而來，現在一切交給醫生，心情自然就輕鬆起來。

加護病房的
機器壞了，
差點就完蛋了

檢查出來，醫生向我恭喜，說大血管沒問題，只是微血管栓塞，打抗凝血劑就可以了，那只有10%的危險，說實話，那時我反有些悵然若失，既然走不了，看來只有面對現實，慢慢調適自己，總希望不要真的四肢癱瘓才好，人生本來就有兩條路，該放手時要放手，既然放不了手，只有在現實條件下盡其在我快樂的活。

在告別中風，進入復健之前，我註定還要有一次經歷。

從攝影室出來，打了抗凝血劑，就被送去加護病房。六、七年前吳大猷先生生命末期，在加護病房度過兩、三個月，那時我常去看他，所以我對加護病房並不陌生。直覺中，加護病房應該是一個肅穆安靜的地方，剛剛相反，嘈雜得很。大部分加護病房的病人都沒有知覺，不是很清醒，所以加護病房裡的護士總是嘰哩呱啦講話沒有忌憚。病床側有一個量壓劑，二十分鐘量一次血壓，然後將數字顯示在病床對面的顯示器上，平常病人昏昏沉沉的大概也不會注意，我卻很清醒，慢慢看出什麼是收縮壓，什麼是舒張壓。顯示的數字十分驚人，收縮壓九十，舒張壓六十（收縮壓正常值為一一○至一四○，舒張壓為七十至九十），我嚇了一跳，把護士找來，護士看了也嚇一跳，又找來住院醫師，她亦十分緊張，就建議為我打升壓劑，提高血壓，我不放心，堅持要主治醫師同意，但他們找不到主治醫師（那時是凌晨二時），另外找一位教授問了，他卻不同意，說升壓劑不能隨便打，同時住院醫師又打電話給我太太，說「沈君山病危」，把我太太從床上拉起來。在等待她來院期間，大家沒事做，住院醫生於是建議由護士用手再量一次血壓。這一次，收縮壓是一三五，是正常值。搞半天，原來機器壞了，要不是我有凡事弄清楚的訓練，醫生說什麼就相信什麼，升壓劑一針打下去，完蛋了。妻卻半夜趕來，在加護病房外等了一夜。

活著出加護病房，
一條漫長艱苦的路
正等著我

受了這般折騰，加護病房裡又熱又悶，睡在床上手腳不能動，護士們在外面嘰嘰呱呱，實在很生氣。昏迷的病人其實大多是有知覺的，只是表達不出來，而死亡時最後失去的是聽覺，又想起吳大猷先生在加護病房昏迷不醒的住了一個多月，去世前一週，李政道先生特地來看他，眼珠還能動一下，豈不是更痛苦？想到這裡，油然興起一種使命感，光自己生氣沒用，一定要把這些感覺寫出來，一方面替病友申冤，一方面也為自己出氣，或者還可促進醫院有些改進吧！想到這裡，氣消了一些，也不覺得那麼熱了，大概是心靜自然涼的緣故，居然昏昏沉沉的睡了。次日（八月九日）上午十點，一覺醒來，身上的瓶瓶管管少了一些，終於活著出加護病房了。

當天下午，主治醫師告訴我：「你已經脫離了危險期，現在是你感覺最虛弱的時候，四肢癱瘓，言語不清，但這些都是自然的，以後會進步，當然不會完全復原，但會進步，進步多少，要看你復健的努力。」這話我聽得懂，因為有過一次經驗，這次只會更困難，一條漫長艱苦的路，正等著我。

2005/09/18 聯合報 聯合副刊



【2005/09/20 聯合報】

美夢與誰相隨？

美夢與誰相隨？
瞿海源

到九二○，陳水扁擔任總統五年四個月，已經超過任期的百分之六十七，也就是三分之二以上，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如果再扣掉最後幾個月，陳水扁總統有效執政大概只剩下任期的四分之一的樣子。然而民進黨執政幾乎快到了崩盤的邊緣，種種執政失敗的實際結果已經讓民眾到了忍耐的臨界點。謝內閣以和解共生為號召，但是目前被在野黨困在立法院，上不了台，動彈不得，和解不成，要求倒閣不成，內閣生不如死。

扁政府前任國安會副祕書長司馬文武日前在評論國內朝野政黨對小泉獲勝的反應時，有下面幾段直言批判，看來讓人覺得不但一針見血，深得我心，更使人感到執政沉淪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心驚膽顫： ──民進黨「雖然嘴巴上仍以改革作號召，但最大力氣不是在應付接二連三的危機，就是在指責別人，認為在野黨應該負起他們執政失敗的責任」。

──「執政團隊離離落落，無力推動改革」。

──「阿扁改革的對象卻是反對黨」。

──「阿扁只是講話翻來覆去，態度前後搖擺而已，根本談不上民粹」。

──「為了選舉隨便說說，說些自己做不到的話，說完就忘了」。

──朝野政黨「都想改革別人，不想改革自己，真是怪事」。

陳水扁在提前舉行的民進黨十九年黨慶活動上，許下三願，即一願台灣成為正常、美麗、偉大的國家，二願民進黨年底選舉贏得全台過半縣市執政權，二○○八繼續執政，三願民進黨永遠堅持改革。許這三願，相對於司馬文武的評論，看起來陳總統許願相當悲涼，因為都可能因執政無力，操守沉淪，顯得又是美夢相隨而已。

陳水扁總統任期已經過了三分之二，整體執政能力遲遲無法提升，相對的，種種特權乃至不良政治惡習卻暴露無遺。「堅持改革」是二次競選總統以來的口號，現在又成為陳水扁的願望，而這個願望講得更像口號，要「永遠」堅持改革。繳不出改革的成績單，堅持改革就是空談，是編織來自欺欺人的美夢。

大的改革的事做不成，例行的施政也頻頻出問題。小蔥的問題解決不了，幾乎跟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樣。其實類似小蔥問題多得不得了。更多更大的問題，行政部門大多束手無策，諸如經濟、兩岸關係，政府動不了，幾乎就已經麻木了。

就在大小危機不斷湧現，又有幾則與第一家庭有關的「醜聞」陸續上了媒體：第一夫人侄子、駙馬的小姑丈都升遷異常，駙馬還去直接拿走台鹽新開發的產品，女兒一家三口去美國買經濟艙的票，卻升到頭等艙，再加上兒子結婚的鋪張，這種種消息接二連三出現，第一家庭根本就無法辯解。讓人感到疑惑的是，總統為什麼沒有想到這些事根本不應該發生。女兒一家三口去美國難道不知道華航會禮遇升等，如果知道不是擺明就是要買經濟艙坐頭等艙？

日前時報文教基金會舉辦稅制改革的公與義研討會，其中學者根據一九九八年以來的財稅資料，統計發現收入在八百萬元以上者有四百人沒繳稅，在二○○○年以前都只是個位數，例如一九九九年時只有五人。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在近三年，或是說在民進黨執政後，會發生這種全民不解，學者都憤慨的事。

大大小小、林林總總施政失敗的事跡累積起來，如果完全無法改善，年底民進黨縣市長選舉固守既有席次都會有很大的困難，阿扁的三願也就只能成為相隨他而去的美夢。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李幸育 哭倒了法律長城

李幸育 哭倒了法律長城


彭懷真／東海大學學務長

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淒美，李幸育哭著求所愛男人精子的畫面更美。孟姜女的眼淚是為了對抗奪走她丈夫的政權，李幸育的眼淚對抗的還包括法律、輿論與醫學技術。

當她所愛的男人因公殉職時，她傷心地哭泣，她要哭訴的對象包括國家機器與法律規範。這些淚水打動人心，在媒體的催化之中，事情的發展比任何愛情電影更曲折。

有些民族每次哭泣都把其中一些眼淚裝在小瓶子中，為的是紀念人生終究充滿眼淚的。女人的眼淚通常比男人多，因為女人用情更深。親情、友情尤其是愛情，折磨天下女性。一個意外帶走了孫上尉，傷害了李小姐，又帶出許多爭議。李幸育深情的眼淚感動了無數人，因為她的眼淚，孫吉祥上尉的精子得以被裝在小瓶子中，等待另一個奇蹟。

精子與眼淚，都是讓女人受苦的，天下女子為這兩者受苦。如今充滿戲劇性的發展還在爭論中，決定保存孫上尉的精子暫時止住李小姐的眼淚，不過，絕對止不住問題。

我們都哭過，有時一邊流淚一邊做決定，這樣的決定很悲壯。女人在流淚中咬牙做出的決定更悲壯，回想兩千多年前孟姜女這麼一哭，驚動多少人！今日李幸育的哭，也震動了全國上下。

哭泣中的決定想必不理性，這也是許多醫生、律師乃至社會工作者會反對讓孫吉祥的精子被保存的原因。我們都可能為了自己昔日哭泣中的抉擇而後悔，恨自己當時的不理智。不過，人生的情緒起起伏伏，又不斷要做決定，很難保證快樂時的決定就比悲傷時要好，也無法保證理性的決定比衝動的決定要更圓滿，到處請教又未必比獨自判斷更正確。眾說紛紜、輿論參與、專家意見都有價值，但誰能做保證呢？

只是每個人都得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當初在旁邊出主意的有些人是不在乎甚至會說風涼話的。這次事件的旁觀者非常多，其數量是空前的。然而，最後承擔一切責任的是李幸育小姐，她能否如願生下龍鳳胎，並且如她以自己的名字所說「幸福地養育孩子」，充滿變數。

哭泣通常因面對問題而起，但會通往何處，很難預料。有時眼淚在臉上形成奇特的地圖，獨具意義又難以解釋。眼淚通常不是問題的答案，答案總是要在千辛萬苦後才約略知曉。李小姐日後會如何，沒有人能確定，不過我訝異她確定的眼神。這雙眼睛剛哭過，就能堅定地說服無數人，或許這毅力使她日後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考驗，都不會輕易認輸。

媒體、立委乃至行政院長的熱心，帶給李小姐一些希望。看到她不再哭泣還能微笑，我有種複雜的感動。至少這件新聞到此時還不算太糟，至於明日如何，大家都還是先祝福吧！

此時，是聽聽范曉萱所唱「眼淚」最好的時刻，歌詞是：「青春若有張不老的臉，但願它永都不被改變。許多夢想總編織太美，跟著迎接幻滅。愛上你是最快樂的事，卻也換來最痛苦的悲。苦澀交錯愛的甜美，我怎樣都學不會。Oh！眼淚，眼淚都是我的體會，成長的滋味。Oh！眼淚，忍住眼淚不讓你看見…」

寫到這裡，我的眼眶濕潤，這些天看到李小姐哭泣時多次鼻酸。人生太多痛苦，太多悲劇，又豈是法律所能規範或是輿論能夠講清楚的？我只能希望使孟姜女或是使李幸育哭泣的原因，不再發生，其他女人不必再流這樣無助的眼淚了。

藍翎芝／軍眷（台北市）
外子常因任務，不能在家陪我，甚至連懷孕生小孩，先生也不見得一定可以陪在身邊，這種辛酸，真是難以言喻。

看到孫吉祥的未婚妻如此深愛著孫吉祥，筆者真的很感動。孫吉祥軍戎一生，卻無法延續下一代，不僅是孫吉祥的家屬難以接受，也讓軍眷、同袍亦感激動，因為我們會質疑，「法」到底是在保護民眾，還是束縛民眾？

孫吉祥的未婚妻對一件事情的執著，也是軍眷們需要學習的，也許未來的情況不見得是她預期的，但至少已經努力過，可以減少內心的缺憾。筆者希望她除了為自己好好活下去外，也要為孫吉祥好好活下去，畢竟，她是孫吉祥深愛的人呀。

【2005/09/11 聯合報】

顧憶華 三代八口到上海

顧憶華 三代八口到上海


記者彭慧明

上海特力和樂總經理顧憶華四十歲前夕做了她生命中的大抉擇：舉家遷移上海。一家三代八口，去年八月浩浩蕩蕩搬到上海。離開台灣前，顧憶華到處採買「上海這沒有、那沒有」的各種東西，深怕漏了任何日常用品。

不過，搬到上海半年多後，顧憶華在當地找到更多元的消費樂趣，周末假日會固定去買日本師傅做的甜點，平常家裡吃飯會搭配韓國店賣的泡菜，做頭髮去韓國人開的美容院，假日和家人去法國餐館享用早餐。

最近她還發現辦公室有「上海迪化街」送來的傳單，上面寫著「台灣乖乖、鱈魚香絲包送到府」，此後當然不必再從台灣帶來大堆「土產」，剩下需自台灣採購的用品只剩繁體字書籍和藥。

因為她的大伯、台灣特力集團董事長何湯雄的一句話：「妳不來上海，誰來帶妳的員工打天下？」讓顧憶華毅然決定搬到上海，從頭開始建立新的工作和家庭生活，顧憶華不是公司裡唯一舉家搬遷的，當初同來的十五個台籍幹部中，有九人已經在上海落地生根，其他幾位幹部也在醞釀搬家到上海。

顧憶華說，這樣的遷移，十多年前就已開始，早年台灣製造業、傳統中小企業老闆一個皮箱走天下，也多半隻身一人來到大陸，這些老闆的年齡都在五十歲以上。但時代改變，大約四、五年前，進入上海地區的，已經是五年級、六年級的卅歲出頭經理人。

顧憶華說，台灣的市場太小，讓經理人必須向外打拚，這一批的遷移有幾個特色，除了年輕，還具備高學歷和高科技能力，最重要的是，已經有舉家遷移的跡象。顧憶華自己五十五年次，她手下的團隊，最「老」的是五十二年次。

過去台籍幹部不願意把孩子帶來大陸是因為教育問題，但顧憶華說，現在上海的國際學校數量之多，管理風格各異，讓家長幾乎可以「每年選一家」，甚至孩子將來要去美國念書，也不用擔心銜接問題。

【2005/09/05 聯合報】

白領層出走大陸 | 趨勢調查》台幹在大陸 九成想長住

台幹在大陸 九成想長住台幹在大陸 九成想長住


記者 劉品枘

台灣人到大陸「落地生根」的情形愈來愈普遍！一項調查顯示，長住大陸的台灣人，不論在生活適應、家庭、子女就學以及自己的生涯規畫，都呈現長留大陸的趨勢，其中百分之九十的受訪者，已考慮或決定在大陸長期發展。

調查顯示，自己投資做老闆的，在大陸發展似乎都不差，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願意在大陸長期發展；高達九成的高階經理人正考慮或決定長留大陸，即使是台灣派來的職員，也有近九成有同樣意願。這群受訪者退休或不再工作後，仍然有四分之三的人願意留在大陸，愈高階愈願意留在大陸。

這項調查是南京大學社會系博士研究生張立所做，調查時間在今年五月，發出四百分問卷，有效問卷為三百八十分，受訪對象為居住上海、昆山、蘇州、南京等長江三角洲城市一年以上的台灣人。

考慮在大陸買房子，是落地生根的重要指標。根據這項調查，百分之八十七的受訪者表達了自購住宅的高度意願。交叉分析顯示，在企業中的層級愈高，想要買房子的意願愈強。

一家人分隔台灣與大陸兩地，常是願意到外地打拚與否的重要因素，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五的受訪者，不考慮將子女接來大陸就學，其他均已將子女接來或考慮接來在大陸就學。

交叉分析顯示，高階經理人安排子女在大陸學校就讀的意願，高於一般職員，而企業主或自營商，讓子女讀大陸學校的意願，又高於高階經理人。

【2005/09/05 聯合報】

白領層出走大陸 | 機會在招手 本土菁英搏浪西進

機會在招手 本土菁英搏浪西進




愈來愈多的台灣白領階層出走大陸，尋找更好的工作和發展機會，甚至舉家移民，在大陸落地生根。
記者鄭超文／攝影


【記者彭慧明、許玉君、林韋任／專題報導】

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後，台灣人赴大陸絡繹於途。台灣人在大陸工作，有成功，也有失敗，但近年來，周遭的朋友或親人，或多或少都有人前進大陸工作，甚至定居。這當中，更有一些白領階級，舉家三代移民大陸，準備根植大陸，造成人才和資產的流動。這個現象會否變成趨勢，值得關切。

清晨六點，上海新天地的亞力山大會館才開門，台商老闆就陸續進門，游泳、運動，為一天的忙碌注入精力；宴會廳裡，來自台灣的錢櫃企業主管們正在開股東會議。

上海亞力山大 用台語聊天

跨海移植的亞力山大上海會館，年費高達人民幣一萬元，開幕兩年多，收了五千會員，台商企業主和幹部就有七百五十人；常有來自台灣的老闆、企業幹部在這兒聊生意、聊生活，布局下一步，耳裡聽的常是台灣國語或台語，幾乎就跟身處台灣差不多。

隨著中國大陸市場崛起，台商帶著台幹到對岸打天下已成潮流；年輕人也把就業考量擴及對岸，有人形容，幾乎可以在上海開同學會了，不時聽到：「喔，你也在這裡！」

投資眼光精準的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也觀察到這波趨勢，前陣子在台北市仁愛路推出價格不菲的豪宅，他說，台灣已是「人口移出」社會，做生意不能再以「量」取勝，要讓還留在台灣的貴客上門，必須追求「質」。

台灣人口遷移 連三年「逆差」

在全球化浪潮下，許多大企業開始在海外的布局，不只帶走資本、技術，更帶走大批人才。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的移出人口已經連續三年超過移入人口，人口遷移的逆差日漸擴大。

政府雖然沒有精確的台灣人移民大陸的統計，但有人估計台灣的菁英族群約占百分之十，大概是兩百多萬人。

近幾年來，已有五十多萬外移謀職，語言與地緣相近的大陸更是首選，上海、北京、深圳、香港，成為台灣人才的新舞台。

中央研究院院士、經濟所所長管中閔指出，雖然沒有具體數據，但國內各行各業菁英競相離開台灣是事實，特別是到大陸置產、投資或工作的人，都具備各領域的專業技能或競爭優勢；目前企業派駐大陸的幹部，已不再是基層員工，而是能獨當一面的菁英分子居多。

陳飛龍、魏應州 兒子都在大陸

大部分白領菁英看準市場，紛紛去大陸。許多企業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小時候送到美國去念書當小留學生，長大後直接搭機投效家族事業，降落地點是中國大陸。

南僑集團董事長陳飛龍的兒子在大陸做餐飲事業；中國最大速食麵業者康師傅董事長魏應州的長子，在結束英國學業後直接進入大陸的家族事業，大陸是他們接手家族事業的第一站。

對他們來說，大陸是一塊充滿希望的廣大市場，也成了這些菁英分子起步的地方。

即使家族在大陸沒有投資，許多台灣年輕人在台灣若不想「三十不立」成為依靠父母的歸巢族，只得捲起包袱，「根留台灣、立足大陸」。也有人是看準大陸市場，非去不可。

結婚生子買房 整個人生外移

有倫敦政經學院碩士學位的游凡，當初被家具公司派到河南鄭州掌理工廠，一樣接日本訂單，但大陸的原料、工人都有優勢。他人生的第一棟房子，不是在台北，而是在鄭州，結婚、生子也都在鄭州。

長久鑽研人口經濟學的台大教授駱明慶指出，有能力走出去的人都是菁英；兩岸的人才流動日後只會愈來愈頻繁，過去一些政治移民熱潮，應該是「避難式」的，回流率高；為了追逐生存機會向外發展的人才外流，和進入台灣的婚姻移民，兩股勢力導致台灣社會結構的改變，需要密切觀察。

「年輕的菁英人口外移，除了人離開，連帶也改變了他們的結婚對象、生育地點、消費習慣，整個人生都跟著外移。」台灣大潤發總經理魏正元說。

正在世界舞台向上竄的大陸需求人才孔急，有更多的機會，也吸引大批台灣年輕人才。最近魏正元手下一個經理就被大陸同業挖角去擔任副總經理。

大陸機會正蓬勃，人才外移也沒有緩和的跡象；台灣人口金字塔上層外移，當然也影響了台灣的消費力。魏正元認為，他其實不擔心消費力的減少，但整體人口結構的改變卻對台灣有不良的影響，最重要的是，「這些人都是高級的知識人才，離開台灣到了異地，將來對台灣企業來說，人才流失是很大的挑戰。」

【2005/09/05 聯合報】